内蒙古两个项目分别入选入围“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1月30日，“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共评选出6个入选项目、7个入围项目和一个国外考古新发现项目。其中，“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发掘项目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内蒙古清水河县后城咀新石器时代石城址”发掘项目入围“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已确定了辽上京宫城的形制规模，明确了皇城和宫城的东向轴线，取得了突破性的考古新发现。

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遗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辽上京考古队于2022年5~10月、2023年5~10月对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主要遗迹包括两座大型院落及其主殿、配殿等4座单体建筑，以及回廊、院墙等附属建筑，取得了重要收获。

出土遗物主要包括瓦当、滴水、鸱兽、砖瓦残块、螭首等建筑构件和陶瓷器标本、兽骨、石碑片、泥塑像残块、银铤及纸张等。出土银铤9件，部分有錾刻题记，其中一件粘附有保存完好的墨书纸张，是辽上京遗址出土遗物的重要发现。

本次发掘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可概括为五点：

第一，增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平面布局和时代沿革的认识。考古工作确认辽上京皇城、宫城朝向为东向。以往发掘所见的辽代大型宫殿建筑均为东向，金代都城废弃后才改建为体量缩减的南向建筑，反映辽代都城到金代地方城的等级变化情况。本次发掘的院落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发现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置，其营建时代早于正南街以西的东向院落，尤其值得关注。

第二，丰富了对辽代建筑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的认识。中殿在辽代的两次营建，台基规模庞大，均超过目前发掘所见的宫殿建筑。中殿、后殿柱网开间尺度大，是目前发掘所见辽上京城内开间最大的建筑。磉墩开口边长之广、磉墩深度之深，也是上京城此前未见。

第三，本次发掘是在城市考古、建筑考古发掘理念和方法上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积的精细化发掘和关键性解剖方法，在单体建筑方面，确认了几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多次营建中保存下来的夯土台基、柱网磉墩结构和相应的地面关系；在建筑群组方面，确认了两组院落的平面布局及其营建、使用的时代关系。出土遗迹、遗物均具有明确的地层学依据，有助于进一步建立辽上京城址的年代序列，极大推进了辽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

第四，本次发掘出土粘附有墨书纸张和錾刻题记的银铤，在辽上京城址是首次发现，此前少见辽金时期纸质遗物的出土报道，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第五，结合文献记载，本次发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规模庞大、位置显赫，可能与《辽史》所载的皇家寺院、孔庙、国子监、衙署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相关，为研究辽上京城址的建筑性质与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后城咀石城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境内黄河一级支流浑河北岸的独立坡地之上，面积约138万平方米，距今4400~4200年，是内蒙古地区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防御最为严密的龙山时代早期石城。

2019~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为系统推进“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的实施，对后城咀石城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发掘5000平方米，揭露城墙、城门、马面、台基、墩台、壕沟、地下通道、墓葬、房址等遗迹50余处，出土有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明确了后城咀石城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石城相比，整体文化面貌和城防布局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但同时也存在自身独特的城防特点，为中国古代城市建制的源流，尤其是城防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可信的实物资料。

经过持续性的考古发掘，现已明确后城咀石城有三重城垣及附属建筑构筑的三重防御体系和双瓮城结构与壕沟、地下通道构筑的“明沟暗道”式地下交通体系，共同组成了后城咀石城最为严密、完整的地上地下立体的城防体系。

138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极为复杂的防御体系、类似石峁皇城台的高等级建筑台基、与芦山峁“宫城”形似的高等级建筑群以及玉璧、璜、刀、环等大量玉器的出土，同时结合出土的宽裆鬲、敛口盉、斝等龙山时代早期典型陶器，确定后城咀石城应是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中心城址。而出土玉器的种类、材质与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和齐家文化一致；石板墓与本地区的小沙湾、下脑包及石峁韩家圪旦地点发现的同类型墓葬形制一致；直入式的主城门结构与后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北票康家屯城门、商代望京楼城门址的结构特点一致；转折式的入城方式与石峁、碧村等石城入城方式一致，但更早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晚期双槐树遗址。

这些新的发现表明，后城咀石城的文化面貌除延续本地区已有的文化传统外，与晋西、陕北、甘青等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密切且频繁的联系，其特有的建筑技术、规划布局思想等也对晋西、陕北乃至中原地区后期考古学文化产生积极影响。

（文/草原全媒·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马丽侠）